《台灣茶賣到南洋，最後留下來的卻不是台灣茶》

今天說到包種茶，我們多半想到北部南港坪林的文山包種茶，比綠茶發酵稍重，特色是清揚花香，但這杯適合慢慢啜飲的台灣茶在一百多年前，活躍於國境之南海的另一邊，在南洋成為台灣的代表。

包種茶從大稻埕出發，經過廈門、新加坡，再抵達爪哇，台灣北部山坡上的茶葉，沿著這條商路，進入南洋人的日常。

不過要明確定義的是，當時外銷的包種茶，與今天習以為常的文山包種茶並不相同，今天包種茶的花香是來自於製造過程的變動，一百多年前的包種茶，則是由香花窨制而成。

【替台灣茶開路的人，在印尼】

歷史學者林滿紅指出，日治初期推動這段貿易的重要力量，是印尼華商，他們來台設店，帶動台商跟進，也協助處理與荷蘭殖民政府之間的交涉。畢竟一片茶葉能不能出海，除了品質，還得有人墊付資金，安排運輸與找到買家，早期台灣包種茶多經福建廈門轉口。

自1905年起，逐漸增加由淡水、基隆直接輸往爪哇的貿易。少繞一個港口，牽動的還有關稅，以及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成本。茶香背後，是一張由信用、資金與人脈編成的網。

學者黃紹恆的研究指出，爪哇是台灣包種茶的重要市場，大稻埕茶商在三寶壟、井里汶等地設立分店，再把茶轉售給當地零售商，包裝上卻不註記產地，也因此消費者買得到台灣茶，未必知道它來自台灣。

到了1920年代，喝這些茶的人也從華人擴及當地居民，包種茶逐漸融入不同社群的生活，已經脫離最早包種茶輸出東南亞，是為滿足海外華人思鄉之情的初衷。

【山東的戰火，煮沸了南洋茶杯】

1928年5月3日，中國北伐期間，日軍與國民革命軍在山東濟南爆發衝突，造成中國軍民傷亡，史稱「五三慘案」。

消息傳到南洋，激起華人社會的反日情緒，並引發抵制日貨。商人與消費者透過不進貨、不販售、不購買日本商品，表達抗議。台灣當時處於日本統治之下，包種茶也被視為日本商品，即使經手的多是中國閩粵茶商，也難以置身事外。

但各地變化並不同步，新加坡、暹羅等市場受到明顯衝擊，爪哇起初沒有同樣劇烈地下滑，後來卻遇上經濟蕭條、購買力降低。再加上因紅茶世界性的增產，導致茶價暴跌，在國際性限制茶葉出口的情形下，爪哇開始生產價格較低廉且以島內消費為主的本土茶。

堪稱「爪哇包種茶」的花香茶大多種植在爪哇島的西部，1932年荷屬東印度殖民政府為保護此新興產業，再對進口茶課以每100公斤60盾的重稅，對臺灣包種茶造成重擊。但整體而言，由於氣候風土的差異，爪哇包種茶的品質大約只有臺灣包種茶的中級品程度。

【台灣茶行，也開始賣爪哇茶】

故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，是台灣茶商設在南洋的分店，後來也銷售當地製造的「爪哇包種茶」。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通路，沒有永遠綁在同一個產地上，茶商必須回應當地客人的價格與口味需求，才能繼續經營。

回頭看這段歷史，台灣茶的世界比我們想像得更大，山坡上的茶樹，曾經連著南洋港口、華商帳簿與陌生家庭的茶杯，也承受著遠方戰爭帶來的震盪。

《參考資料》

黃紹恆，〈戰前東南亞的臺灣包種茶剪影〉，2017年，國立臺灣圖書館。

林滿紅，〈印尼華商、台商與日本政府之間：日治初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（1895–1919）〉，中央研究院「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」第7號

陳慈玉，〈全球化進程中的臺灣包種茶〉，《臺灣學通訊》第80期

陳意婷，〈日治時期臺灣茶商的東南亞貿易拓展〉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，2019年

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，《美國外交文件，1928年》第二卷，第98號文件，濟南事件背景。

新加坡國家圖書館，〈In Aid of the Motherland〉，《BiblioAsia》，2016年，介紹1928年新加坡華人為濟南事件受難者募款的史料。